公元628年，李治出生于长安东宫的丽正殿，作为唐太宗李世民与文德皇后长孙氏的第三子。他在三岁时便被封为晋王，开始了不同寻常的皇子生涯。长孙氏为唐太宗所宠爱，其子李治、李承乾与李泰性格各异。李承乾是太子，李泰则是魏王，而李治性格最像其母长孙氏，稳重、宽厚且仁爱，常得宗室的赞誉。自幼李治便显露出端庄的气质，给人一种安然无争的感觉，这使得他在皇室中口碑较好，远远胜过他的哥哥们。
然而，与李承乾和李泰的性格相比，李治缺少了那份王者的果敢与决绝。尽管李世民深得其爱，却更多地倾向于重用这两位性格更为果断、野心勃勃的哥哥们。李治的性格似乎在当时并不适合那些激烈的宫廷斗争，但正是这种不争的性格为他后来提供了宝贵的政治庇护。当李承乾和李泰为争夺储位而爆发激烈斗争时，李治则在一旁稳稳当当，宛如一个不涉江湖的旁观者。
展开剩余80%这一时期，朝堂上分成了两派，赵国公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权贵支持李承乾，而房玄龄则坚定站在李泰一边。这两位大臣不仅有着深厚的个人关系，还曾在李世民的秦王府时期共同策划过玄武门之变。长孙无忌虽然身为外戚，始终担任较为空虚的职位，但房玄龄在李世民的治理下早已是朝政核心人物，掌控了许多重要事务。随着长孙皇后的影响力逐渐加大，她对太子李承乾的钟爱也让李泰开始寻求自己的政治支持。尽管李承乾早已作为太子监国，但他因性格急躁，最终做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：643年，他联合其他势力发动政变，企图通过武力来夺回储位。结果，事败，李承乾被废黜。
李承乾的失败使得李治和李泰成为了最有可能继位的人选。李泰虽然有着父亲的宠爱，却因为过于急功近利，开始显得无所顾忌，甚至公然提出“杀子传弟”的话语，宣称未来会为了李治的继位而放弃自己亲生儿子的生命。长孙无忌在此时看清了局势，他认为李泰继位将会清洗所有对手，自己将会被完全边缘化，而李治因为没有强硬的政治背景，更容易成为自己和关陇集团的代言人。
面对这场宫廷斗争，李世民回想起玄武门之变的教训，不希望再次发生兄弟相残的悲剧，经过深思熟虑后，他最终选择了李治为太子。李治性情温和，相比李泰更能获得朝中支持，也能保障兄弟的生命安全。此后，李世民开始将李治带入朝政的核心，每次上朝，他都会让李治在旁听政，观察父亲如何做出决策。
然而，李治并没有时间培养自己的亲信班底，因为李世民在649年去世，他临终时指定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托孤大臣。李治继位后，立刻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，褚遂良协同辅佐。然而，尽管李治表面上与这两位大臣关系良好，实际上长孙无忌的权力逐渐膨胀，开始独揽朝政大权，成为大唐帝国最具影响力的宰相之一。
但长孙无忌的扩张并非没有挑战。尽管房玄龄去世后，房遗爱和他的党羽依然在背后暗中与长孙无忌对抗。653年，房遗爱联合多个朝中重要人物发动叛乱，结果事情败露，长孙无忌果断采取措施，清除了房遗爱等反对势力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。然而，李治深知，长孙无忌的权力已经变得过于庞大，如果再不采取措施，就会彻底失去掌控朝政的机会。
此时，李治决心通过废后来削弱关陇贵族的势力，王皇后就是他进行改革的突破口。王皇后的家族背景雄厚，长期与关陇贵族集团有着深厚的联系。她性情刚烈，决不依附任何人，这种独立的个性让李治在与她的关系中越来越感到紧张。李治并非单纯因个人感情与王皇后不和，更多的是因为她背后站着关陇贵族集团的力量，阻碍了他彻底掌控朝政的计划。
武则天的上位正是李治为打破关陇集团的控制而精心策划的一步棋。武则天与李治的私情早已成为宫廷中公开的秘密，而李治通过废王立武的举措，最终消除了关陇集团的影响力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李勣的支持至关重要，作为一位有着卓越军事才能的将领，李勣不仅深得李治的信任，而且成功地让军方站在了李治一方。
最终，经过一番激烈的政治斗争，李治于655年成功废除了王皇后，立武则天为新皇后，并清除了所有反对力量。长孙无忌和关陇贵族的势力一度强大，但随着李治的权力稳固，他们的败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李治不仅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，也为武则天的上位创造了条件。武则天的权力迅速上升，标志着庶族势力的崛起与传统关陇贵族的衰败。
然而，这一政治斗争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后果，李治的统治下，进谏成为一种禁忌，朝政的言路日渐封闭。直到20年后，仍然鲜有人敢于对皇帝直言进谏，宫廷的政治局势变得愈发封闭与压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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